性別與性慾特質x之六

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一個廣泛的組合

像是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 1759-97)等身處十八世紀晚期及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應被納入男性的計畫當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目標是讓女性有受教育的機會、成為知識與理性的自由典型,並進入公共生活(Wollstonecraft, 1975 [1792]: 293-4; Gunew, 1990: 15)。她希望女性能達到和男性相似的階級,其所依據的是參與公眾活動的機會。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他十八、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一樣:

就如同與生俱來的社會地位已不再作為將男性視為自由的合理基礎一樣,利用自由傳統的平等價值與個人自由權,其主張與生俱來的生理性別也不再是歧視女性的合理基礎(Ackerly, 2001: 5499)。

換句話說,她並不質疑以理性為基礎的一種普遍的人性典範,也不是在主流自由主義中的普遍「個人」概念,而是提倡將女性單純地包含/同化到自由主義的協定之中。

歷經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後,西方國家中的多數女性已獲得基本的社會及政治權利,例如在歷經相當的社會爭議之後取得了選舉權。新的「婦女運動」引發了一種新形式的自由主義女性定義。像是美國的傅瑞丹(Betty Friedan)與史坦能(Gloria Steinem)、澳洲的浮士德(Beatrice Faust)等社會運動者均是這種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例子。她們是催生諸如美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以及澳洲的婦女的選舉遊說組識(SEL)等新改革導向婦女組織的關鍵人物。她們主張:儘管已獲得大多數形式上的權利,女性仍然為家庭所限制,並仍舊容易受到許多法律上、慣例的約束,而這相當程度上妨礙她們進入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妨礙她們取得在公共生活上等同次男性的機會。政治的公共世界、職業與專業仍然是性別化的。這樣的觀點也受到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支持,該組織在一九九三年的報告中指出:「如果當前的潮流持續,女性將要花費近一千年的時間才能取得和男性相同的經濟、政治影響力」(Advertiser, 1993: 17)。同樣地,第二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聲稱女性仍持續被標誌為次要的,因為她們被判定為女人,而且只是被視為次等的人類,反之,男性仍舊更為可能被個別地判定。這意味著女性之所以持續被差別對待,並非基於她們的功過,而是基於她們的生理性別(Tuttle, 1986: 182)。這樣的觀點導致了第一波女性主義論辯的延申發展(像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其支持女性進入公領域的男性世界。

從早期的形式到現在的發展,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可以被理解為聚焦排除女性所面臨之限制,並為女性贏得平等的公民權利,而成為公眾公民。這樣的焦點在今天仍是女性主義在公共面向上的一個重要方向。這對關於兒童照護、產假,以及有給職彈性工時等公共運動而言是重要的,其目的在於讓工作場所顯得更為「家庭友善」(family friendly),或可能更確切地說,是更為「親職友善、關係友善及社群友善」。像是托育的供應是設計來協助女性在職場工作的同時,能繼續她們在家務及孩童照護勞動方面的重大責任,其所使用的方法是減輕婦女在公共參與時,因「雙重負擔」所帶來的衝擊。這種政治干預的方針是全面性的,以更為舒適的方式,讓女性同化到一種基本上是屬於男性的社會生活模式之中,但並未在既存的男性和女性之不同社會角色的差異上,有太多的改變。女性被協助去符合職場的優先考慮事項,而非根本地去正視在公眾及家庭生活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這種傾向於同化而非有效改革的政治方針,也顯現了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中,對於翻轉女性在不同的公共生活領域裡低度代表性的關切,特別是在那些與更高的地位、經濟報酬及權力有關的公共生活領域。

第二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傾向去擴展更「福利主義」的主流自由主義見解,而與它最為著名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形式相左。依據拓展一種集體的感覺或社會責任,以及對社會正義的顯著關切,第二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取徑發展了在主流自由主義內的福利主義支流。這種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形式之集體的和社會正義的政治計畫,明顯展現在它聚焦於克服將女性視為一種階級或群體的歧視之上,另外,在致力於廢除或改良針對女性公共參與的社會阻礙上也是很明顯的。

在減低主流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特色的同時,第二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也強調以女性作為一個團體的角度,來改善女性的法律與政治地位,但它仍然繼續堅定地朝向使女性得以和男性一樣的目標前進。因此即使第二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關切於集體政治(女性作為一種階級/團體),但這也是戰略上的暫時考量。它的政治目標仍然是自由主義的,亦即讓女性得以在公共生活中達到自主的「個人」地位,和男性一樣的平等,以及有能力平等地進行公共參與。

更近期,有一些普遍地年輕女性主義者,批評這種實用的政治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著眼於對女性的妨礙與歧視/壓迫)。這種第三波(third wave)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有時稱之為後女性主義者)認為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的婦女運動,以及那些持續堅持其議題者,傾向過度評價社會障礙,並且不願意承認女性對其自身的生活及地位是有責任的(Gamble, 2000b: 44; Andermahr et al., 2000: 205)。某些第三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有時會被形容為「反女性主義者」(Modleski, 1991; Wilgman, 2001a),她們反而認為女性必須負起個人的責任,而不要躲在「受害者」這個團體地位的背後。這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確實徹底的回到主流自由主義之個人主義的結果。這類的作者仍被視為具有女性主義者的身分,因為她們仍舊在假定及提倡男性及女性平等的範圍之內,但是她們對於女性之不平等的解釋,更多是屬於個人的,且特別是個別的女人,而比較不是社會的歧視。在像是羅菲(Kate Roiphe, 1994)、丹菲爾德(Rene Denfeld, 1995)等第三波女性主義者的作品中,這樣的分析相當於在具備女性,但在像是渥芙等其他作者的作品中,仍保留了就歧視而言,女性被視為一個集體目標(另請參見Gamble,2000b: 48-9; Lehrman, 1994)。

伍、第三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渥芙

渥芙(Naomi Volf)關於美貌與母職的著作分別是:《美貌迷思》(The Beauty Myth)(Wolf, 1990)及《誤解》(Misconceptions)(Wolf, 2001),她致力於對女性所面臨到的社會阻礙提出應有的重視,她主張以典型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風格,來對這些阻礙進行社會改良。然而就像其他第三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一般,她也聚焦在個人的賦權。她的政治方針就和她的政治目標一樣是關於個人的。她讚揚傳統自由主義範圍內的自主個人,並批評她所稱的「受害者女性主義」(Fire with Fire, 1994)將一種「無權力的認同」強加於女性身上(Lehrman, 1994)。渥芙建議女性應該抓住權力(Hughes, 1997: 25)。對渥芙而言這顯然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Gamble, 2000B: 49),也許就是一種態度或意志的問題。她主張由於「像男人一樣的競爭、有野心和進行侵略,這無意中邪惡地破壞了女性對於自主與自我決定的追求」(Lehrman, 1994)。她的「權力女性主義」(power feminism)讚揚精英領導的社會層級制、個人責任、公共的成就以及個人的成就。對社會流動的讚揚也出現在更為晚近的作品當中,這些作品回到女性受阻的問題之上,但仍然對女性作為個別的主體、作為改變的行動者(尤其是個人的改變)感到樂觀。個人的個別改變將導致一個集體的結果。在她較傾向於重覆傳統自由主義之權力及自我的概念中,認為賦權/解放個別的女性即可改變權力關係。事實上在這種分析中並未提到國家或其他社會機構,反而聚焦在個人賦權(可以控制其生活的個人)之影響的擴展。因此她在《誤解》(Wolf, 2001)中說道:「對許多新媽媽而言,大的損失就是喪失了自我」(引自Weekend Australian, 2001: 21)。

陸、結論

你可以從這種對現代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其中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之簡要且廣泛的概述中看出,有許多方向及論辯可供思考。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一種同化主義和改良主義(而非革命)取徑。它旨在讓女性適合於現行的社會,並移除她們公共發展的阻礙。如果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一件襯衫,它很可可能是細條紋的,而且還有墊肩。它為了成功而打扮。然而它自願去適應及確實地讚揚主流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價值,也使得它成為一種較被廣泛接受的女性主義形式,因而對當今的女性主義思想而言,可能是唯一投公眾之所好的平台。在下一章中我將更為仔細的研究另一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她提出了渥芙之民粹主義的另一種學術性版本。

前往購買Dr. Love潤滑液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