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性慾特質x之八

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作為公正社會之「測試個案」的女性

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張女性在權利方面的缺乏(在她們的經濟和社會存在方面,她們依賴著男性的善意),是一種家庭暴政(tyranny)。

她評定男性用來控制女性的家庭權力,和君王的暴政或奴隸所有權的方式同樣具毀滅性。在這種局面下,女性乃是公正社會中的一個典型測試個案。她們的社會位置為自由主義發展平等和民主的主張,提供一項很好的試紙測試。簡言之,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如果女性不自由,那也沒有任何人是自由的。現代自由主義的許多社會可能會禮判定是狹隘的。這種主張提議:藉由對女性地位的注視,你就可以辨別某社會現象的意義何在,以及如何去評斷它對公平的宣稱。

▇ 努斯鮑姆與作為測試個案的女性

同樣地,努斯鮑姆的著作《性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Nussbaum, 1999b, especially Chapters 1 and 3),以及《婦女與人類發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Nussbaum, 2000),便構成了依據「全球正義」觀點及女性立場作為模範的實例(Quillen, 2001)。她主張女性主義在這個議題上是關鍵的一部分。她的分析被一些國際專門機構嚴肅地採用。她站在以性別為導向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基礎上(運用一種聚焦在女性身上的語言),並以此作為明確敘述自由人文主義觀點的工具,為全球正義辯護。正如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主張的,努斯鮑姆也堅稱自由主義聚焦在普遍去性別化的「人性」,是可以被擴充到將女性納入與男性同樣的平等條件之中。藉由人性的美德(道德選擇的能力,成為「選擇者」的能力),所有的人類不只值得被平等對待,而是她/他們驅使我們不得不去行動,以達到這樣的平等(Nussbaum, 1999b: 9, 71, 57, 6)。理性(也就是選擇的能力),再一次成為普遍心性、「真實人性」的核心。

在上述的兩本書中,努斯鮑姆都主張:女性之地位(女性的權利或她們所欠缺的權利)代表了在提及文化慣例/習俗之前必須先解決的一個實情。換言之,性別平等必須總是先於(優先於)多元文化主義(文化敏感度和文化完整性)的訴求。這樣的一種立場是她在印度調查的結果,她將印度形容為其著作的核心地點(McLemee, 2001)。然而有許多相關議題的例子極具高度爭議性,這些議題給予被推測為普遍(女性)的人權概念,一個可以超越文化/宗教協定的優先權。這些例子可能包括一些社會運動,例如為了排除對女性胚胎的選擇性墮胎、修補處女膜以重建「處子之身」或割除部份生殖器等外科手術,以及卸除諸如面紗或布卡(burqa,譯者按:伊斯蘭婦女身著的傳統包頭罩面長衫,只在眼部輔以網狀織布以維持視線)等穿著習俗。努斯鮑姆的觀點,得站在女性的人權基礎上,使一系列的介入行動(可能甚至包含武裝干預)成為可能。這些干預涉及了對文化或民族國家(主權國家)之不可侵犯性的駁斥(Wylie 2003: 220-1)。當某些女性主義者發現這種實用且動人的方法,其所具備的堅定確實性和盛大規模時,其他人則察覺到它其實是回復到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像是努斯鮑姆所喜愛的彌爾)坦率的帝國主義語調。

與此相關的是,努斯鮑姆主張普遍的人類標準能抵抗文化標準,也就是「擬出一張存活在『真實的』人類生活中,所應該具備之能力和權利的清單,是可能而必須的」。此種人類生活的真理,包括像是「所有人都應該具有塑造個人生活計畫的權利」這種概念。根據努斯鮑姆的說法,這樣的能力並非是西方所專有,即使它們聽起檢像是如此。這些能力反而代表:普遍的必要條件是不會被「任意擺脫」(丟棄權力)的(Wylie 2003: 221)。相較之下,她指出某些傳統的文化實踐會導致傷害。

但是假使人們(包括女性)選擇了似乎可能會壓迫其他人的文化常規呢?也就是如果選擇了跟隨文化習俗來對抗個人的生活計畫呢?努斯鮑姆認為當某些事情是普遍的和基礎的(她列出人類的十種核心能力、十種基本的必要條件),那麼用來操作這些基礎的方法京應該是催化的,而非強加的。為了判斷這些方法的成效,以及討論這些「普遍」元素的空間(Wylie, 2003: 221)。然而這些警告並未改變這項事實:努斯鮑姆是站在一個與「多元文化主義」立場〔具有尊敬、寬容及認可不同文化(包括少數文化)的模式〕保持距離的位置上(Saharso, 2003: 199)。她的研究取徑根本不允許有一種以上的文化權式或倫理模式出現。這既不認為多元性具有重要價值,也不強調人類之間的差異、文化之間的差異或女性之間的差異。人類和女性是普遍的範疇(Nussbaum, 1994: 62, 1999b: 6-8; 關於對此觀點的批判參見Lazreg, 1988: 93, 96)。當努斯鮑姆堅持有一種代表正義和「良善」的普遍模式(可以被放進全球性實踐當中)存在時,她便採取了一種古典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立場。這不是一種適當的立場,但卻是一種典型地「大理論」取徑、一種「後設敘事」,其根據某種單一的真理概念,來為全球問題提供解和解決之道。簡言之,它是一種強烈的現代主義觀點。

努斯鮑姆的確主張其目標是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公民),即意味著實際去取得一替普遍的觀點,一種客觀、中立、超越權力、超越忠於ㄋ任何特殊時代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內)ㄋ的觀點。她反而支持對「去脈絡化的人性」保持忠誠。努斯鮑姆因此自她對於特定標準的支持,不受她的文化所限制,也不是反映作為一名西方女性的地位。此外,努斯鮑姆極度對立於那些不共享她所傕信之標準的人,並他們稱為「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那些人不僅將道德價值視為相對的,而且沒有對或錯,他們拒絕為各種文化下判斷,因此脫離了必要的實踐政治,但在這類實踐政治中,下判斷是必須的。她指控像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主張「政治靜默主義」(political quietism)的後現代作者,不涉入真實政治改造結合的困難與真正的實用性。她堅稱巴特勒只不過是遊戲於抽象的反叛邊界,但實際上卻未能對貧農者和弱勢者提供任何幫助(Nussbaum, 1999a)。

她被指控的傲慢地自以為可以替所有人發言,並具有一種殖民的心性。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這位重要的後殖民作者引述後現代主義者德希達的著作,認為努斯鮑姆不只狹隘地評定其他的觀點,並總是帶著一種「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心態來寫作,指示那些發展中世界的人們應該需要什麼(引自McLemee, 2001)。同樣地,卡普(Ratna Kapur)也指陳努斯鮑姆以為她可以代替印度、印度婦女和印度女性主義者發言。在過程中,努斯鮑姆被指稱其錯誤地解釋了政治運動和改革。例如,卡普舉出努斯鮑姆利用印度的性騷擾指導方針,來做為證明性別超越文化之優先性的例子。卡普指出,事實上這些指導方針並未直接與性別平等相關,而是有時較關切某些重新肯定規範女性性行為的文化習俗。只有當主張者已經顯露出性別上的無辜時,女性的抱怨才有可能被嚴肅看待。對卡普而言,這啟發了對於努斯鮑姆之廣泛訴求的某些懷疑,並指出她身為印度女性發言人的立場限制(Kapur, 2001: 79-83)。

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改良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採納了理性的普遍標準,並且不認為它與男性宰制有所關聯。她主張女性的附屬地位貶低了他們,而使她們淪為是具有奴性的。這種奴性(或者說是缺乏理性的選擇)必然影響孩童養育。女性的從屬性因此對於所有未來的公民(包括男孩和男性)訓練造成負面的影響。相反地,她建議那些為此類訓練負責的人(女性)必須能運用理性(能做出選擇並且能被賦予去設定那些選擇的權利),以期能更適當地訓練孩子,進而改善整個社會。此論點承認「男性的價值」是適用於所有人類的最佳標準,並且適於表現男性,亦即依據他們的利益來授予女性權利(Corrin, 1999:23)。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整體被特徵化為「透過對現行制度結構的改良,來為女性尋求平等」(Felksi, 1992; 22, 附帶強調)。這個取徑與自由的現代西方資本社會之改良或修正有所關聯,而非關乎於支持顯著的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可被視為維護了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徵,即使當它在全心投入提昇女性社會地位時亦然。

▇ 努斯鮑姆與改良

許多其他的女性主義者認為這種改良主義(reformism)為中產階級、白人、受教育的女性帶來些許機會,但卻無益於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核心的社會不平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自許為政治務實的,對於達成社會變遷的策略也追求實際可行性。這也是當努斯鮑姆在抨擊後現代女性主義時所持的立場。努斯鮑姆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讓我們思考這樣的問題:對社會變遷而言,什麼才是最好的政治策略,何者確實對女性造成改變。它是支持在人權的世界舞臺中成為可理解之議題的最佳策略嗎?它是能引起眾人關注絕大多數女性所遭遇之可怕困境,進而產生大規模普遍改造的最佳策略嗎?就如同努斯鮑姆堅決要求我們應該做到的一樣(參見Quiller, 1999和Nussbaum, 2001代表努斯鮑姆的回應)?或者此種策略註定要依賴國家的、制度的和國際資本主義的議題(Wiegman, 2001b)?還是相反地,我們應該「孤注一擲」並提倡革命性的改變(Hooks, 1984a)?或者也許真正的解決之道,是後現代的以及更為審慎的?也許反對努斯鮑姆所提出之政策策略,才是促進多元在地變遷,而不帶任何必然發展的最有效變遷之道?或是介於上述不同選擇間的某種觀點才能達成這樣的目標?努斯鮑姆研究工作中的例證,開啟了通往許多在性別/性慾特質領域中持續進行之辯論的大門,但可能沒有一項論辯,會比最後關注於社會改良與變遷的觀點要來得更重要,因為它引發了該領域未來將要具備什麼的議題(參見Wiegman, 2001b與此相關的討論)。

貳、結論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一個「廣義教派」(broad church)(但是它保留了關於理性作為普遍人性之基礎的特定典型特徵),其聚焦在相對於以男性為量尺之社會的女性地位,以及具體實踐社會改良的迫切與重要性。渥芙和努斯鮑姆的觀點儘管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提供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思想的例證,以及它在主流政治討論中可使用的方式。她們也提供了佐證,說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如何經常因為它動員了普遍主義的主張而遭受批評。評論家堅稱這些普遍主義的主張除非經過特別的投入,否則不能也無法為所有人發言。在渥芙的例子中,評論家認為她的取徑事實上受到其白人、具階級特權之北美女性身分的侷限;而在努斯鮑姆的例子中,她的提議則被認為具有歐洲中心主義。我們還是可以在後續的章節中看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蹤影,無論這些現代主義框架的批評,是否被任何較少錯誤且較為有用的論點所取代。努斯鮑姆仍然極度遭受懷疑。她對於自由的現代主義立場的熱情擁護,為絕大多數其他當代女性主義者(其或多或少接收了後現代批判的觀點)的著作,提供了絕佳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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